原告李某紅抱怨說，原告居住的南山區徐尚街道辦事處南山中心區的房屋因南山區棚戶區改造項目被征用。原告自出生以來就住在這里，生產、生活，中間沒有戶出戶口，是搬遷安置的對象。這所房子現在已經被拆除了。自2018年以來，原告多次與南山區中村棚戶區改造總部協商，要求提出搬遷計劃，解釋原告的安置情況，均被拒絕。2018年10月5日，原告收到南山區中村棚戶區改造總部的回復，得知拆遷主體為被告南山區人民政府。自房屋被拆除以來，被告沒有補償原告的安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導致原告沒有住房，因此被告被要求賠償和安置原告。
 

　　被告南山區人民政府辯稱：1.原告所在的南山中心區屬于南山區南山區改造范圍，被告已以戶為單位對南山中心區村民進行補償安置。原告家的戶主是王興存。2017年11月28日，王興存與家人王友偉簽訂了人口安置貨幣補償協議和房屋拆遷貨幣補償協議，補償資金已發放到位。協議的簽署說明，作為戶主，王興存對相應安置人口的確定和宅基地房屋的補償沒有異議。2.被告沒有根據人口正確安置原告。人口安置由多種因素決定，涉及宅基地、房屋、人口等。根據《南山區搬遷補償方案》，人均47平方米安置房的對象是具備一定條件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原告嫁給了其他村莊。雖然戶籍在南山中心區，但他們已經不在村里生產和生活，也不再履行村民的相應義務。原告不再具備原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被告不應補償安置。
 

　　經審理，法院發現，南山區商河許商綜合區（四期）棚戶區改造項目拆遷土地實施主體和南山區許商街道辦事處南山中心區土地征收主體均為南山區人民政府。2017年4月，南山區城中村棚戶區改造總部發布了《南山區搬遷補償方案》，規定：。。根據我縣城市規劃，南山區不再安置宅基地或建設安置房屋，而是實施貨幣補償，村民自行購買商品房。貨幣補償和獎勵標準如下：（1）房屋安置補償：對于宅基地房屋，貨幣安置補償按每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安置面積47平方米的標準給予……同時，總部發布了《許商綜合區（四期）房屋拆遷理解紙》，包括拆遷安置人口的定義和標準，安置人員包括11種情況；不安置人員包括2種情況，具體為：已婚村（女性無子安置戶除外），非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得在村內購買或建造房屋。2017年11月15日，南山區徐尚街依托城蘇村民委員會和蘇家第一村民小組出具證明，稱:王某紅，王小平原本是我村第一組成員，婚后從未住在我村。2016年小組調地時，原責任田已有村民小組村民一致表決同意，并另行承包給小組其他成員。王某紅，王小平不再承擔小組成員應該承擔的義務。2017年11月28日，南山區城中村棚改指揮部與王某紅之父王興存簽訂了徐尚綜合區(四期)棚戶區改造項目。

　　本案梳理了已婚婦女能否享受與其他村民同等安置補償待遇的審判理念，構建了原則把握+綜合考慮+非法排除+裁判處理的裁判規則。在原則把握方面，確立了處理已婚婦女安置補償待遇問題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即已婚婦女享有在農村或城鎮享受宅基地建設或福利購買的基本居住權益。綜合考慮，通過六個因素分析，已婚婦女享受村民安置補償待遇的條件總結為戶籍+在村集體生產生活（或農民工）+在村集體+沒有土地+在村集體+沒有證據證明村民義務。在非法排除方面，明確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相沖突，以侵犯婦女權益為代價，探索已婚婦女的合法權益，不能作為判斷已婚婦女的合法權益的證據或依據。

　　保障戶居住是行政機關補償安置應遵循的原則，避免被征用人流離失所也是其應考慮的因素。就已婚女性而言，她們通常表現為婚后戶籍仍留在母親家中，或者離婚后戶籍遷回母親家中，包括已婚女性與農村男性、已婚女性與城市男性和離婚。無論如何，其家庭或離婚后享有的在農村或城鎮享受宅基地建設或福利購房的基本居住權益都應得到保障。行政機關在征地拆遷活動中，必然會直接影響已婚女性的居住權，行政機關有責任和義務保護其基本居住權益不受侵犯。因此，行政機關在處理已婚女性的安置補償問題時，不能簡單地以婚姻或戶籍情況作為是否給予安置補償的條件，而是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區分和處理其基本居住權益是否得到保障的原則。
 

　　對此，上海市南山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深01行初29號行政判決，判決王某紅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判決之后，王某紅提出上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675條的規定，高級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17日作出判決，濟南中級人民法院(2019)深01行初29號行政判決撤銷；經本判決生效后60天內，南山區人民政府將依法對王某紅作出賠償安置決定。
 

　　裁判理由

　　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認定：一、關于南山區人民政府是否應當對王某紅作出補償安置決定的問題。此案中，王某紅向南山區人民政府提出賠償和安置請求權，此外，還有另外三人同時提起訴訟，要求與其他村民一樣享有安置補償待遇。這類"外嫁女"戶口均在娘家村，但長期在外打工，或外嫁到城市居民中，有的離異后又回到娘家生活，每人的生產生活以及宅基地分配，福利性購房等情況都不相同，應予以區分。具體地說，王某紅婚前為南山中心區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婚后未遷出其戶口，至2017年4月拆遷時仍為其戶口。盡管王某紅的父親代表家庭簽訂了安置補償協議，但這名被安置的人不包括王某紅，因此這一事實無法證明王某紅已被安置或不應享有安置補償權。作為涉案棚戶區改造項目征收主體，南山區人民政府承擔了補償安置的法律責任，為證明自己是村民的王某紅請求給予安置補償，經調查，南山區人民政府對王某紅是否仍然在原集體經濟組織的實際生產生活進行了調查，是不是仍然把原來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作為基本生活保障，其他集體經濟組織是否已經享受到村民待遇，保證王某紅在住處居住，保證“在農村或城鎮享有一次分配宅基地建房或福利性購房”這一基本居住權益不受侵害，然后，對王某紅作出賠償安置決定，決定是否給予其安置補償及怎樣進行補償，但是南山區人民政府一直未能查明有關事實，依法履責。為此，應當支持王某紅提出的“補償安置決定”的請求。南山區人民政府對王某紅不予安置的理由是否合理的問題。村民會議決定，與憲法、法律、法規、國家政策相沖突，而以損害婦女權益為代價而做出的村民會議決定，不能作為否認“外嫁女”是否可以享有與其他村民相同的安置補償待遇的依據。行政區劃調整后，以村民自治為主要依據的補償安置方案，對“外嫁女”群體一概不納入農村集體組織。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有關規定，顯屬不當。與此同時，在南山區人民政府提交的《許商綜合片區(四期)房屋拆遷明細表》中，南山區城中村棚改指揮部細化了涉及區域拆遷安置人口的界定和標準，南山區人民政府在補償安置對象方面并不局限于有無其人。同時也要結合“外嫁女”自身的實際情況作出綜合判斷。作為判定王某紅是否符合安置補償費條件的唯一判據，南山區人民政府和初審法院認為，在事實認定和問題處理上確有不當，應依法予以糾正?？傊粚彿ㄔ号袥Q認定事實不清，應予以撤消；南山區人民政府應當依法據實予以賠償和安置。
 

　　案例注解

　　伴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社會傳統觀念和現代法治思想相互交融碰撞，落實“外嫁女”征地拆遷補償待遇引起的糾紛日益增多。嚴格地說，“外嫁女”并不是法律術語，而是農村結婚習俗中常見的稱呼。因為司法實踐中“外嫁女”糾紛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各地農村又有其土氣、土氣、土氣。所以，在我國社會轉型期中，如何公正、合理、穩妥地解決“外嫁女”糾紛，將成為政府和法院需要共同解決的難題。本個案對“外嫁女”是否能享受到與其他村民一樣的安置補償待遇的審理思路進行了梳理，構建了“原則把握+綜合考量+違法排除+裁判法”的審判思路。
 

　相關法條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二十條第一款行政機關設立并賦予行政職能但不具備獨立承擔法律責任的機構，以自己的名義行政行為。當事人不服訴訟的，以設立機構的行政機關為被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七條村民會議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報鄉、民族鄉、鎮人民政府備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相抵觸，不得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護法》第三十二條婦女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集體經濟組織收入分配、征地補償使用、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與男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權利。第三十三條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權益，理由是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男子和子女與當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平等的權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二條人民法院發現被告不履行法律職責的，判決被告在一定期限內履行法律職責；被告仍需調查或者自由裁量權的，判決被告重新處理原告的請求。   深圳南山區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