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guī)定：“當事人結婚后，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一方的除外。”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guī)定：“本解釋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審婚姻家庭糾紛案件，適用本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第七條第一款規(guī)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條第(三)項的規(guī)定，視為只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該不動產應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依據上述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可知：本案糾紛屬于婚姻家庭糾紛案件，應當適用婚姻法司法解釋的相關規(guī)定審理；懲某籠、柳某驊向史某某轉賬338萬元用于購買美立方房屋的出資，應當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除非父母有證據證明該出資系借貸。
 

　　上訴人懲某籠、柳某驊因與被上訴人史某某、張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區(qū)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17127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懲某籠、柳某驊上訴請求：1.撤銷一審判決；2.改判張某、史某某返還懲某籠、柳某驊借款本金338萬元并支付相應利息(自2013年12月24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標準支付至上述借款實際償還之日止)；3.一、二審訴訟費由張某、史某某負擔。事實和理由：1.在懲某籠、柳某驊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中及一審的庭審中，張某、史某某均承認并愿意賣房還債。認可懲某籠、柳某驊有外債需要賣房還債的事實，該事實系認可買房資金來源自外債，已構成自認。張某還出具借據，對上述借款的事實予以承認。涉案房屋為借款所購，史某某、張某對此知情，并且涉案房屋也一直由史某某、張某占有、使用、收益。因此該債務是用于家庭生活和經營所形成的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基于夫妻共同債務而形成的欠款，另外一方有償還的義務。所以，該借條對張某和史某某均有效力。該自認系對購房資金系外部借款的自認，既然購房資金來自于借款，在道義上說，史某某、張某均有還款義務。2.一審適用法律錯誤。排除適用婚姻法的司法解釋賣房還債，系對適用婚姻法的司法解釋的排除，雙方認可本案糾紛的本質是借貸問題的處理，并非是對張某、史某某婚姻關系的處理。張某、史某某之間并不需要離婚，二人有義務及責任參與處理對案外人借款的償還。本案糾紛的核心是借貸的處理，并非是婚姻關系的處理。懲某籠、柳某驊主張民間借貸在先，史某某離婚訴訟在后，排除張某蓄意轉移夫妻共同財產，補簽借條的可能性。且離婚是在張某不知情下，史某某直接起訴離婚的。本訴發(fā)生在離婚訴訟之后，因此并不存在史某某所稱的，張某、懲某籠、柳某驊集體蓄謀離婚，意圖通過轉移財產達到離婚多分財產的目的。本案借貸的事實清晰，不需要推定匯款的法律屬性。懲某籠、柳某驊已提供主要證據借條，本案在匯款上，事前及事后，已經有共識或自認，故此不需要在本案中去推定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3.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942號民事裁定書中的觀點，子女認為父母的匯款系贈與，應提供充分證據佐證，否則應認定為借款。
 

　　史某某辯稱，同意一審判決，不同意懲某籠、柳某驊的上訴請求和事實理由。史某某從未對本案的民間借貸關系認可，張某是懲某籠、柳某驊之子，與史某某正處于離婚狀態(tài)，其出具的借條史某某并不知情，且該借條是惡意串通不具有真實性。在懲某籠、柳某驊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中的對話中可以看出，史某某所謂的賣房子還債解決的是懲某籠、柳某驊做生意的欠款，而不是買房，否則就不存在湊錢解決的說法，該微信記錄是截選，上下對話不完整不能反映事情全貌，該證據不具有真實性。史某某與懲某籠、柳某驊之間并不存在借貸關系，對外舉債并不成立，所以不存在還債的說法，其一審的證據不但不能證明其主張，反而說明其偽造證據。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雖然一審中懲某籠、柳某驊提供了證據，但是其所謂的外債證據完全是偽造，本案系婚姻存續(xù)期間購房的問題，應當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一審法院根據相關司法解釋認定是贈與，系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請求維持一審判決。
 

　　張某辯稱，同意懲某籠、柳某驊的上訴請求，不同意史某某的答辯意見。其與史某某之間產生矛盾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要歸還借款產生的，對于父母的財產不應該無理由侵占，不存在史某某所說的轉移財產。

　　懲某籠、柳某驊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1．史某某、張某償還借款本金338萬元并支付相應利息(自2013年12月24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標準支付至上述借款實際償還之日止)；2．本案訴訟費用由史某某、張某承擔。
 

　　一審法院認定事實：張某系柳某驊、懲某籠之子。張某與史某某于2013年3月29日登記結婚。2013年12月17日，柳某驊向史某某賬戶匯入93萬元；2013年12月23日，懲某籠向史某某賬戶匯入245萬元。史某某認可收到上述兩筆款項，亦認可上述款項系用于購買涉案房屋，但不認可系借款，主張系柳某驊、懲某籠贈與史某某、張某。2014年1月6日，張某、史某某購買案外人朱琳、李微位于深圳市朝陽區(qū)雙營路XX的房屋一套，登記在張某和史某某名下，為共同共有。
 

　　2018年2月18日，張某分別出具借條載明：“2013年12月16日借到懲某籠人民幣2450000元(貳佰肆拾伍萬圓整)，用于購買朝陽美立方小區(qū)的房子”“2013年12月16日借到柳某驊人民幣930000元(玖拾叁萬圓整)，用于購買朝陽美立方小區(qū)的房子”。柳某驊、懲某籠及張某均認可借條載明的時間即借條形成的時間。張某稱，出具借條前與史某某說過，史某某同意，但是當天沒在家所以史某某沒有簽字；史某某不認可其知曉張某向柳某驊、懲某籠出具借條，稱其一直不知道此事。
 

　　一審法院認為，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雙方對于史某某收到柳某驊、懲某籠轉賬338萬元無異議，但柳某驊、懲某籠主張系借款，史某某認為系贈與，故本案的爭議焦點為爭議款項究竟屬于借款還是贈與。對此，一審法院認為，本案系婚姻存續(xù)期間，一方父母出資購房的資金性質判定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guī)定：“當事人結婚后，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一方的除外。”本案中，在張某與史某某的婚姻存續(xù)期間，柳某驊、懲某籠向史某某賬戶轉賬338萬元用于購買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登記在張某、史某某名下。在柳某驊、懲某籠未能舉證證明涉案兩筆款項系出借給張某、史某某的情況下，依據上述司法解釋應將涉案款項認定為柳某驊、懲某籠對張某、史某某的贈與。故一審法院對于柳某驊、懲某籠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綜上，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二條第二款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判決：駁回柳某驊、懲某籠的訴訟請求。
 

　　本院二審期間，當事人圍繞上訴請求依法提交了證據。
 

　　懲某籠、柳某驊提供一份新證據，懲某籠、柳某驊的診斷證明和病例，證明懲某籠、柳某驊生活困難，并患有疾病，日常生活中會產生大量醫(yī)療費用，張某、史某某應盡快還款，以減少老人的生活壓力。

　　本院組織當事人進行了證據交換和質證，史某某發(fā)表質證意見，對該證據的真實性認可，但關聯性、證明目的不認可，認為柳某驊、懲某籠的診斷結果全都屬于老年性常見病，而并不是重特大疾病，不符合需要巨額費用的疾病，不能證明對方的證明目的。張某發(fā)表質證意見，對該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證明目的均認可。
 

　　本院認為，鑒于各方當事人對上述證據的真實性均予以認可，本院對此不持異議，但上述證據與本案爭議焦點并無關聯，因此，本院對懲某籠、柳某驊提交的上述證據不予采信。

　　二審中，本院依法補充查明以下事實：2010年12月，柳某驊、懲某籠出資為張某購買位于昌平望都新地小區(qū)的房屋一套，登記在張某名下。2017年年底，在與史某某溝通賣房還債事宜期間，張某將昌平房屋過戶到史某某的名下。2018年1月底，該房又過戶回張某名下。2019年5月份史某某提出離婚申請，張某搬出該房屋，現在史某某和孩子在該房屋內居住。目前，懲某籠、柳某驊居住于美立方小區(qū)的房屋中。

　　本院對一審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實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案涉懲某籠、柳某驊向史某某賬戶轉賬資金的性質應為借貸還是贈與。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guī)定：“當事人結婚后，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一方的除外。”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guī)定：“本解釋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審婚姻家庭糾紛案件，適用本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第七條第一款規(guī)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條第(三)項的規(guī)定，視為只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該不動產應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依據上述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可知：本案糾紛屬于婚姻家庭糾紛案件，應當適用婚姻法司法解釋的相關規(guī)定審理；懲某籠、柳某驊向史某某轉賬338萬元用于購買美立方房屋的出資，應當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除非父母有證據證明該出資系借貸。
 

　　庭審中，懲某籠、柳某驊主張史某某曾在微信聊天中有“給爸爸還債肯定是第一位的”的表示，且有張某書寫的借條，上述證據可證明史某某認可該資金性質系借貸，雙方就此達成合意。對此，本院認為，首先，“賣房還債”和“借錢買房”并非相同含義，即使338萬元購房資金系懲某籠、柳某驊向他人借貸獲得，亦不影響其可以作出將該資金贈與張某、史某某用于購買房屋的意思表示。史某某此后具有“賣房還債”的意思表示并不能等同于其認可曾向懲某籠、柳某驊“借錢買房”。其次，張某書寫借條的時間為2018年2月18日，此時雙方已因賣房事宜矛盾激化，結合張某系懲某籠、柳某驊之子的身份關系，故難以認定該借條系史某某真實意思表示。據此，懲某籠、柳某驊提舉的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應承擔不利后果。一審法院據此將涉案款項認定為柳某驊、懲某籠對張某、史某某的贈與，并無不當，本院予以認可。

　　綜上所述，懲某籠、柳某驊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guī)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33840元，由懲某籠、柳某驊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在實踐中，一種觀點認為子女婚后買房時父母出資，除書面明確表示贈與外，應視為以幫助為目的的臨時性資金出借，子女負有償還義務。

　　另一種觀點認為夫妻關系存續(xù)期間，對于父母為子女出資購買房屋所給付的首付款的性質，一方主張系夫妻共同借款，一方主張系父母對于自己一方的贈與，在雙方均未提供充分有效證據時，應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婚姻法解釋(二)》]第二十二條第二款之規(guī)定，將該出資認定為父母對夫妻雙方的贈與。
 

　　但是，在《民法典》施行之后，對于此類案件的判決傾向，有了清晰的認識。在《關于適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若干重點問題的理解與適用(本文刊登于《人民司法》2021年第13期，作者：鄭學林、劉敏、王丹，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一文指出，在理解時需要注意以下問題：

　　1.要明確法律關系的性質

　　實踐中，對父母為子女購房出資的性質是借貸還是贈與，各方可能存在爭議，在此情況下，應當將法律關系的性質作為爭議焦點進行審理，根據查明的案件事實，準確認定雙方的法律關系是借款還是贈與，不能僅依據《解釋(一)》第29條當然地認為是贈與法律關系。要特別強調的是，在相關證據的認定和采信上，注意適用《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05條的規(guī)定，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

　　經驗法則，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進行判斷，從而準確認定法律關系的性質。從中國現實國情看，子女剛參加工作缺乏經濟能力，無力獨自負擔買房費用，而父母基于對子女的親情，往往自愿出資為子女購置房屋。大多數父母出資的目的是要解決或改善子女的居住條件，希望讓子女生活更加幸福，而不是日后要回這筆出資，因此，在父母一方主張為借款的情況下，應當由父母來承擔證明責任，這也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經驗感知一致。
 

　　2.嚴格遵守法律的規(guī)定

　　根據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條第一款第(四)項和第一千零六十三條第(三)項規(guī)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xù)期間繼承或受贈的財產原則上為夫妻共同所有，除非遺囑或者贈與合同中確定財產只歸一方。也即，在我國法定夫妻財產制為婚后所得共同制的前提下，夫妻一方婚后所得的財產原則上均為夫妻共同所有，除非贈與合同中確定只歸夫或妻一方的財產。因此，總體上，婚姻法解釋二第22條第2款是符合立法精神的。但考慮到實踐中的情形非常復雜，有借款的情形，也有贈與的情形;有只贈與一方的，也有愿意贈與雙方的，如果當事人愿意通過事先協議的方式明確出資性質以及房屋產權歸屬，則能夠最大限度減少糾紛的發(fā)生。為此，我們對婚姻法解釋二第22條第2款進行了重新表述。首先規(guī)定當事人結婚后，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依照約定處理;對于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嚴格按照法律規(guī)定的精神，直接轉引至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條第一款第(四)項的規(guī)定，即如果沒有明確表示是贈與一方的，則按照夫妻共同財產處理。    深圳離婚律師免費熱線咨詢